上次诽谤论文抄袭的事让我很不爽，蔡民贤发挥机关优势，靠近“党中央”以权谋私，经过细致排除和明察暗访，最后从文化史室的一个副研究员嘴里套出来，事发前只有老杨跟她讨论过口述史的相关情况，因为她跟上海研究所那边比较熟，而上海去年一年都在搞口述史。

    水落石出。像“口述史”这种在中国社科院还不太被官方承认的东西从来就是少有人问津，突然有人问了那肯定有问题。关键是有人不但问了还细致打听了，不但细致打听了还在打听后的两天事发了，他就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跑不掉了。

    查出来以后蔡民贤比我还激动，搞得跟他被人诽谤了一样，“这**男人搞得跟老娘儿们，整天蔫不达达的不说话，一说起话来又神叨叨的八卦得不行，我述职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的分最低，早看他不爽了。”

    我不吭声，表示默认。既然老杨引起众怒了，那就不关我是事了。

    几天后老杨如期被整得很惨，按蔡民贤的话说就是“无情地剥夺意淫权利终身”。

    基本上做准备工作那两天蔡民贤都泡在技术处苦练本领谋打赢，处里两个技术员对管人事的机关人员很是热心，蔡民贤很快掌握了程控交换机的使用。

    这里说一下，我们历史研究所分属社会科学院，而社会科学院的所有下属单位的电话都在一个局域网里，自己设了内线。比如说拿起电话打8861，那就是我们办公室，但要打北京市的市话，就得在前面拨“2”，要打长途的话，就得在前面加拨“1”，这就都要靠交换机了。

    那天老杨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已经走了一年的女学生打电话，良师益友般和蔼可亲地谆谆教诲循循善诱。

    我从到这个单位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人大毕业的都比较能吹牛，这缘于老杨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说起政治局常委几个几个跟说自家亲戚似的，再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给他们排排名，估计“胡办”都不用上班了。所以后来我一碰到人大毕业的就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一方面是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扯蛋，他们能把死人扯蹦起来，另一方面我是忍着自己不要蹦起来，怕一张嘴除了纠错就是骂开了。曾经这种行为让我自己内疚了好久，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总想着人家是人大啊，怎么说也比我们那个华中师范强啊，可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逐渐变得“胸中有丘壑”了，这些内疚也就慢慢平淡了。

    然后他打了五分钟的时候，电话断了，他“喂”了两声之后就又按原号码拨了过去，一接通就说：“哎哟，刚才断线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