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小说家十分感兴趣的“现实”，而且也是迄今人们很少触及的一种现实，然而，我争辩说，在《乡俗》里，我只是在给某个青年女子的经历编写年史，不管他的命运把她带向哪个半球，我的任务是记录她的创伤，接着写她的下一个阶段。然而，这对詹姆斯来说，并不成为理由，他对编年小说的兴趣早就丧失殆尽，关心的只是苦心描绘一个中心情景的各个方面。因此，如果不好明讲，他只好含蓄地回答：“我的宝贝，那你就选错题材了。”
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呆在巴黎时，我对这种忍不住要说实话的冲动有过一次更有意思的体会。他偶然探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两个世界评论》原准备刊登我的一篇小说的译文，由于译文未准备就绪，该刊临时求援，我答应自己另写一个短篇来代替这篇译文——用的是法文！我知道詹姆斯对这种实验会作何感想，我千方百计想对他隐瞒这一讨厌的秘密；但他人未到却早已探听到了这个秘密。某个白痴竟然当着我的面向他挑逗：“呃，詹姆斯先生，华顿夫人竟然用法文给《评论》写了一篇小说，难道你不认为这件事办得漂亮？”他眼角上浮现的神采慢慢下移到抽搐的嘴唇上，这说明回答已经准备好了。“漂亮——再漂亮不过了！惊人的功夫。”他猛地扭过身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峨祝贺你，亲爱的，在巴黎街头撂了二十年文学上的陈词滥调，给你一古脑儿捡来了，而且成功地塞进了短短几页的篇幅里，真有两下子。后来他跟我的一个朋友谈到这篇小说时，在这一苛刻的评语上，更加严肃、更加善意地加上这么一句：“她一生中一次令人钦佩的插曲。不过她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
他知道我喜欢我们文学的粗犷风格，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放肆地进行攻击；要是遇上旁人，虽然尽量留情，但真实思想还是显而易见的。亲身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再没有比漠不关心或虚情假意地谈论一个人的技艺更为难的事了。作家可以不假思索，对绘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恭维话，画家对书也可以这么作；但是要一个人对自己实践的艺术撒谎，那真是苦不堪言。詹姆斯对文学一丝不苟的良心，对文学的热爱和崇敬，尽管可以使他留情，却决不能使他行骗。
我想，正是詹姆斯首先使我明白天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元素，但又是一种分配不均的元素，因此把人的特性分成天才非天才的通行作法在估价人的复杂性方面极不妥当。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给他一个从文学评论中挑选出来的词语：“某先生几乎有一丝天才”。詹姆斯总热衷于搜集奇词妙语，看到这个说法，他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恳切要求每个人说明一下“几乎有一丝天才”的确切程度，这件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给了他极大乐趣，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詹姆斯身上的这种永远冒泡的戏谑之泉，这是他的密友们感到欣慰莫如的。
当谈话涉及到一篇优美的散文或一首精彩的诗时，我们喜欢从书架上取下书来，请我们中伺的某个人大声朗读。这一群人中，有些人朗读得十分出色，长期以来，我对他们的天赋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我从来没听过詹姆斯大声朗读——也从不知道他也喜欢这么做——直到一天夜里，有人提到艾米丽·勃朗特①的诗，我说我从来没有读过《忆》。于是他立即从我手里接过那本诗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某种渺远的感情加深了他那丰富、婉转的声音，
①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英国女小说家，也是杰出的诗人。
他开始朗读；
冷冰冰地躺在地下
厚厚的积雪堆在上面，
冷冰冰地躺在凄凉的坟墓里，
远远离开了人间，
断绝一切的时间之波终于把你我分离，
我唯一的爱人啊，
我岂能忘了爱你？
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谁像他这样朗读诗，此后也没有。他在吟唱，而且不怕吟唱。但许多善于朗诵诗的人是怕吟唱的，这些人虽然本能上感到英语诗歌语言的天赋要求把诗当诗来讲，然而，他们又怕屈从于本能，因为目前的时尚就是把高超的诗歌念成顺口溜，好像诗歌就是口语体的散文似的。相反。詹姆斯非但不回避对节奏的强调，反而给它以充分的表现。他一开始朗读，口吃现象就仿佛被魔法医好了，他的耳朵，由于对繁复的散文体的萦回极端敏感，因此从来不允许他在最复杂的韵律学上支吾，而是把他卷在音响的巨浪上滚滚向前，直到他声音的全部重量落到最后一个节奏上。
詹姆斯的朗诵是一件迥然不同的事，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放射，不受时尚或矫揉造作的辩论术的影响。他从灵魂深处来朗读，没有听过他诵诗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灵魂的模样。有一天，有人谈起惠特曼，我高兴地发现，詹姆斯和我有同感，也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美国诗人。《草叶集》递到了他手里，那天晚上我们心醉神迷地坐着，而他从“自己的歌”徜徉到“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当他读“美丽而安抚人心的死亡”时，他的声音像风琴的柔板充满了寂静的房间），然而，他又任凭自已被吸引到“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的神秘音乐上，读着，读着，或者毋宁说是用一种抑制住的陶醉心情轻轻地唱着，直到对死神的五重祈祷像《第五交响乐》①开头几节里敲门声一样鸣响。
①贝多芬的名曲。
超过一定水平后，分歧最大的智者就像神祉一样以某种方式并肩同行，詹姆斯对惠特曼的敬仰，对那种巨大的感染力的立即回应就是对这种方式的新的证明。在朗诵《草叶集》的那天夜里，我们如数家珍一般，谈了好久好久；他往往突然幽默地从高峰跌落到深谷，到了最后，他双手一扬，像以往一样结结巴巴，眼睛浮现出神采，嚷道：“啊，不错，一个伟大的天才；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只是人们对他过多的通晓外语不由得感到遗憾。”①
①华顿夫人这段关于詹姆斯对惠特曼的态度的记述引起批评家特大的兴趣，因为詹姆斯早年（1865）曾写过一篇题名为《华尔特·惠特曼先生》的评论，对惠特曼颇有微词，还特别提到惠特曼不用英文Pavement（人行道），而用法文trottolr；不用英文Americans（美国人），而用西班牙文Americanos；不用英文Comrade（同志），而用camerado等等。
三
我相信詹姆斯喜欢他在“山宅”度过的那些日子，就像喜欢与美国风情有关的任何事物一样；证据就是他来的次数多，每次呆的时间又长。可是有一次，他跟我们相处时正好碰上一股持久的热浪，这股热浪真是热得不同寻常，在“山宅”里，通常是凉风习习的夜晚也像白天一样闷热难当。我自己就怕热，因此对詹姆斯充满了同情，他觉得痛苦难熬。像许多天才人物一样，他不善于处理日常琐事，如使唤仆人呀，决定穿什么衣服呀，买火车票呀，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呀等等，写巨变小品的作者在他著名的“假如——”系列小品中如果写一篇“假如亨利·詹姆斯写了布拉德肖①”，他写的真实性也要比詹姆斯可能知道的多得多。想到这里，我常常忍俊不禁。
①《布拉德肖铁路指南》，最初于1839年由乔治·布拉德肖（1801—1853）以《铁路时刻表》的形式出版，1841年发展成《布拉德肖每月铁路指南》一直出版到1961高兴极了。
对环境这样难以适应，再碰上一次热浪，那就十分可悲了。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胖了，似乎还在扩展以迎接这次热浪，而他的想像力仿佛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这样，一方流露出一些丧气活，另一方则流露出一些水汽来。他老是对自己的健康惴惴不安，一遇上炎热的天气，就更加担心了。他的担忧大大增强了他的痛苦，于是他的景况就显得十分可怜。电风扇、冰镇饮料、冷水浴似乎都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唯一的灵丹妙方就是不停地驱车旅行。幸好，那时候我们有了一辆会跑的汽车，于是我们每天不断地跑，光彩夺目的风景一动不动地躺在果果的热光下，我们一里又一里地驱车而过。我们在运动时，他变得兴致勃勃，神采又回到嘴唇上，眼睛上；我们从不停车，除非在高高的山坡上要喝茶，或在村边的药铺里喝杯“冷饮”——有一次他叫我们中的一个人给他拿点“不像阿波里奈里斯矿泉水那样无害的东西”，当这句话被解释成“桔子酸”——一种当时最高级的饮料时，他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大树荫下的一块长满青苔的高地上扎营喝茶，他似乎比平常舒畅一些，于是有人抽出一本文选来，我请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朗读史文明①的《时间的胜利》，我知道詹姆斯很喜欢这首诗；然而，读了一两节之后，我看到他那种神采消失了，一只极端痛苦的手举了起来，也许考虑到不正常的天气状况，我们年轻的朋友最好能选一首长度适中的诗来——这样，大家急忙钻进汽车，又开始不停地追寻凉气了。
①史文明（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
詹姆斯大约半个月后要启程到英国去；他的痛苦使我忧心忡忡，所以这次远征后的第二天，我觉得如果他执意要走，就毫无办法把他挽留在美国了。于是我请正住在我们家的一位朋友向詹姆斯建议：由我来打电话订购两天后启航的一艘波士顿轮船的船票。我的使节完成了使命，赶回来汇报说，只是暗示一下这样的计划，就已经使詹姆斯狼狈透顶了。通知他两天之内改变启航日期——两天之内，“山宅”到波士顿（坐火车要四小时）——我怎么能轻率地提出如此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呢？他沉重的行李还在新罕布什尔他哥哥威廉家里，这该怎么办呢？还有他要洗的衣服，前一天才送到洗衣店去，那又该怎么办呢？电扇捏在手里，一堆咂干了的桔子放在肘边，他蜷缩在那里，痛苦不堪，一个劲儿失望地念叨着：“天啊，多厉害的女人——多厉害的女人啊！她什么事都能狠心干出来的！她连叫我淬不及防地横渡大西洋也在所不惜……”酷热造成的身体衰竭比起我鲁莽的建议把他抛进的深渊来，算不了什么。我花了几小时才使他平静下来，并且说服了他，如果他宁肯呆在这里受酷暑的熬煎，能把他留在“山宅”那我们就太高兴了。
如果要他解释他的书里似乎不太清楚的语句，或者要他说明主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景，也会产生类似的狼狈局面（这是我后来吃了苦头以后才知道的）；但更加悲惨的是让他知道他的作品遭到戏弄后产生的效果。我总以为谁的作品被戏弄，就证明谁的声誉高。有一次他跟我们呆在纽约，我兴冲冲地带给他一篇评论他的小说的离奇有趣的文章，是《想象的义务》的作者弗兰克·科尔比①写的。这次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痛苦，甚至屈辱，这种情绪还力图隐藏在一种被冒犯的尊严的神气后面。在那种场合，他那永远冒泡的诙谐感完全不顶用；如果有人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批评方式问及他小说中的某个地方，结果也是如此（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想；那是在英国——他和我，还有一帮亲密的朋友，一起呆在霍华德·斯特吉斯②家——我天真地把他书中的一段话指给他看，因为我读之再三，仍不解其义。他把书从我手中接过去，把这段话读了一遍，然后把书还给我，我笨拙地想说句笑话，然而我看到——我们大家都看到——即便这种轻微而十分无意的批评，已经伤害了他敏锐得有些病态的感情。
①弗兰克·科尔比（Frank Moore Colby。1865—1925），美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学教授。他写过许多精彩的论文。
②霍华德·斯特吉斯（Hourgis，1855—1920），美国人，生于伦敦，父母是美国马萨诸塞的富豪，他大半生住在国外，跟詹姆斯、华顿夫人、桑塔亚纳等文学名流过往甚密，并著有小说数种，都以英国为背景。
还有一次——而且还是无意的——我为一个类似的错误感到内疚。我对詹姆斯有关技巧的理论与实验自然很感兴趣，不过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他有追求技巧而牺牲天然的倾向，而天然才是小说的生命。在近期的小说中一切都得服从预先设计好的结构，而他严格的几何意义上的结构，在我看来则是小说中最次要的东西之一。因此，虽然我对他制定的某些原则推崇备至，如在故事展开时，总让故事通过最能看到故事边缘的心眼来观察这一条原则——然而，要把生活中不正常、不相干的活动都服从这一原则，即便对这种原则来讲，代价也未免太高了。运用他的理论的结果使我感到迷惘。他最近的小说，尽管有深邃的道德美，但在我看来，却越来越缺乏意境，越来越缺乏我们大家赖以生活、运动的滋补性的、浓厚的人间气息。《鸽翼》和《金碗》中的人物似乎隔离在一个阴极射线管里让我们检验：他的舞台清理得像昔日“法兰西剧院”的舞台一样，那时候，与动作无关的桌椅都不能上台（对舞台来说，这是个好规则，但对小说却引起不必要的尴尬局面）。我对这一点耿耿于怀。有一天我问他：“你在《金碗》里把四个主要人物都悬在虚空里，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在彼此不防范、不戒备的情况下，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为什么把他们所有的人的毛边都剥掉呢？而这正是我们一生中必须拖在身后的东西。”
他惊讶地望着我，我马上发现这种惊讶是痛苦的，所以真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我本来以为他的体系是有意而为的，深思熟虑出来的，因此诚心想听他讲讲理由。然而，他沉吟半晌后，用一种烦乱的声调回答道：“亲爱的，——我不知道我这么做了！”我发现我的问题非但没有引起一场引人入胜的文学讨论，反而把他受惊的注意力引向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特殊方面去了。
对任何批评或评论都十分敏感，这与虚荣毫无关系；这是伟大艺术家对自己才能的深刻意识所造成的，这种自觉含有痛苦，含有一生对缺乏大众承认所表现的失望。我不能肯定詹姆斯暗暗地梦想着要在那种离奇的文学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当一名“畅销书作者”，但不管怎么样，他肯定终生感到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痛苦——因为最喜欢他早期作品的读者对他缺乏承认。他不理解为什么《黛西·密勒》和《一位女士的画像》所取得的成功在他成熟期写的最伟大的小说里反而得不到。那种天长日久的失意感使他对一点点批评的暗示都极为敏感。哪怕对完全理解、完全同情他后来在技巧和文体上进行的实验的人提出的批评也是如此。
四
“山宅”的那些漫长的日子，炎炎夏日，果果秋光，林中的漫步，驱车上山下谷兜风，月夜阳台上的讲话，书房炉火旁的诵读，在我撰写此文时，又带着诱人的光辉返回了。一道来的还有我们几位敬爱的客人：瓦尔特·贝里、贝伊·洛奇，还有三位亲爱的英国朋友；吉拉德·拉普斯里、罗伯特·诺顿和约翰·休·史密斯。
还有其他一些人既友好而又讨人喜欢，他们来了又去了；然而这几位和詹姆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我所谓的核心集团的核心，如果不是由于来访频繁，那就是由于参加活动的某种神秘特点。在这个集团里，气质不同的成员一见面就心心相印，因此，我们共同使用的典故、笑话一直与日俱增，对同一本书、同一幅画、生活中任何戏剧性的事件，或者对书信的新的兴趣的波涛会在我们心海里同时涌起。
我想，我可以万无一失地说，詹姆斯从未像在“山宅”的小集团里那么愉快过，或者说没有像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若干年后在温莎好客的霍华德·斯特吉斯家中久别重逢时那么愉快过。我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那么多不可胜数的典故，光这种情况就足以使詹姆斯在这种场合谈起话来比别的地方更加海阔天空；自由、迅速的思想交流活跃了他在沉闷无聊的聚会中最容易颓唐的头脑。
在某一方面，詹姆斯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健谈家中有鹤立鸡群之势，因为尽管他妙语连珠，却从来没有垄断谈话的倾向。其实，只有在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话时，方显出他的本色。我尤其记得某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在“山宅”的阳台上坐到很晚很晚，透过黑沉沉的树木看得见湖水灰蒙蒙的闪光，我们中间一个人突然对他说（这是对他偶尔提到奥尔巴尼亲戚的反应）：“现在给我们讲讲埃梅特一家——把他们的事全讲给我们听吧。”
我们知道，埃梅特和坦普尔两家构成了他庞大错综的亲戚中的主要成份——他所谓的“埃梅特习性”——好一阵功夫，他站在黑暗中沉思，然后喃喃自语：“啊，亲爱的，埃梅特家——啊，埃梅特家！”随后他开始讲述，忘记了我们，忘记了这个地方，忘记了一切，只记得召回他失去的青年时代的景象，一长串鬼魂在他的魔杖指挥下闯入了夏夜宽广的舞台。乍一听，鬼影憧憧，摇摇晃晃，朦朦胧胧。通过一系列不连贯的惊叹、形容、暗示和附加的更正、重述，这些鬼魂影影绰绰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我们的头脑，而且晴朗的夜晚，也似乎充满了一种摸得着的雾。突然通过某种光线变换和笔触堆积的奇迹，这些鬼魂活现在我们眼前，那是由千百万条丝一样的线条画成的，像安格尔①的画那样线条分明，像伦勃朗②的画那样笔触浑厚；或者月他自己的艺术作类比，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样细致、魁伟。
①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画法工致，重视线条造型，尤擅于肖像画。
②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善于用概括的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我常常看到这种惯伎一再重演；看到有名或无名的角色被召唤到他的幻灯的白色光照下，摇曳着，闪烁着，随他的镜头的转动逐渐定了型。然而，比起召回往昔的埃梅特家和坦普尔家的生命来，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如此丰富，如此持久。昔日的可爱、昔日的愚昧、昔日的失意早都一古脑儿埋葬在古旧破碎的墓碑下，被遗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那个夜晚，那个地方，以及他复杂的联想的帮助，这些人才第一次来到他的心头，并迫使他在《童年》和《儿子兼兄弟》中把他们活现在我们眼前？
五
在纽约，詹姆斯却判若两人。他讨厌这个地方，有他的大量书信作为佐证。这个城市丑陋得离了谱，喧闹得过了头，使他的神经不得安宁；然而，他觉得社会风情很有意思，巴不得一览无余。他每次来纽约，我们都邀请很多人来。而他还经常出去吃饭，出去看戏——因为他对戏仍然有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个生活在尘世的詹姆斯，由于他的注意力分散，由于他花费很长很长的莫名其妙的时间撞击一堵不可理解的闷墙，由于他把这些时间分散在神经质的礼貌上，因此跟“山宅”时悠哉游哉的伙伴有天壤之别。不管在哪里，只要有这种幸运，我总是欢迎他到我家做客，然而，我这位行色匆匆、心事重重的纽约客似乎仅仅是我们乡下的伟大“亨利”的一块碎片。
这时候的纽约，自然比起我年轻时更有大都市气派，但仍然是个小地方，知识的兴趣和典故范围有限，因此饭桌上的谈话很像乡下报纸的“地方消息”栏；我记得那些令人丧气的晚间聚会，主人献上兰花和金制餐具时，全然意识不到客人带来交换的华贵礼物。
詹姆斯知道他的珍宝在五马路①大致没有市场，然而，使他感到迷惘、伤心的是这些珍宝在文学界也不受欢迎，而他自然更加热衷于探索文学界。记得有一回，我专门设宴安排他与一位卓越的散文家见面，因为詹姆斯很赞赏此人的作品。令人扫兴的是，这位散文家呆滞的面孔无法揭示他内心的机敏，他虽然也赏识詹姆斯的天才，但对詹姆斯沉吟游移的态度显然感到不快。他们对这次见面各有看法，散文家对詹姆斯口吃开了个玩笑，而詹姆斯则忧郁地感叹：“好一副怪相！”
①纽约市的一条繁华街道。
我估计他在波士顿要比纽约愉快、自在得多。在坎布里奇，在他哥哥威廉·詹姆斯家里，在查尔斯·艾略特·诺顿①家里，在他的亲友圈子里，他可以领略波士顿最好的方面；而在波士顿本身呢，由于昔日感总比在纽约强得多，他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关系和早年灯塔山②的种种传说，活动起来就像救生带在奇异的汪洋大海里漂游似的。他总是依恋着自己的表亲关系，依恋着代表过去友情的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奥尔巴尼、纽约，还是波士顿。我记得他曾经说“你看，亲爱的，跟他们交谈要容易得多，因为我总会向他们打问舅父、姑妈和其他表兄弟姐妹呀。”他已经把他提问题的一套办法提到高度完美的境地，不仅在亲戚朋友中实践，而且在横渡大西洋到“兰姆宅”来拜见他的人中间实践，他用连珠炮式的友好提问实实在在地打哑了这些人的火力。他问他们坐哪班火车来的呀，是否到过所有的大城镇了呀，他们都玩了些什么呀，这样一来，他们由于受到大人物的友好接待而喜气洋洋地走了。“你看，亲爱的，他们没有功夫跟我谈我的书啦！”——这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的灾难。
①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1827—1908），哈佛大学最著名的美术史教授，著述甚多。
②波士顿名流居住的地区。c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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