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二八○），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记载这六十年历史的比较完整的史书，是西晋初年陈寿著的这部三国志。

    唐代以前，本以史记、汉书、东观记为三史，后来东观记失传（现存的东观汉记是后人辑佚书），就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后人推重陈寿的史学和文笔，於是又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

    陈寿成书的年代虽然不能确定，但知他死在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这时候魏的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尚未死去。当时魏、吴两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三种书是陈寿所根据的基本材料。惟蜀国无史，必须由陈寿直接採集资料。陈寿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在蜀未亡时即注意蜀事，他所採集的虽然不及魏、吴官史那样丰富，也终於完成蜀书，与魏、吴两书并列。总的来说，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书的内容都还不够充实。三国志没有志表，正是因为材料不足；后来裴松之所以要给它作注，也是要补救这个缺陷。

    魏、蜀、吴三书曾各自为书。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入正史类，蜀书、吴书入编年类，这种分类法，固然错误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书在宋以前曾经是独立流传的。三国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一○○三）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留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併，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

    二

    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东晋以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辑，利用这些资料来补充陈书，正像他自己所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採为味”。裴注的体例，在他的进书表里提到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二、“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四、“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除本书六十五卷外，还有叙录一卷。可惜唐以后叙录失传，使我们对於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瞭解。

    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四库提要称：“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侭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四四五），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