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对凑章、书礼、著作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如汉宣帝即位时，因宣帝厌恶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廷尉断杨恽大逆不道，将其腰斩。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压制汉人中的反满情绪，阻塞言论，编织“文字”罪名，把大批汉人知识分子打入大牢，甚至残酷杀戮，在康乾盛世写下黑暗的一页。多少年后，人们提起“文字狱”，仍会不寒而栗。

    蒋介石在践行所谓“训政”时，制造了新“文字狱”，为民主呐喊的知识阶层精英，一个又一个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缉，或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

    事例：

    例一：一纸通缉令，现代“屈原”被迫流亡异国。

    郭沬若年少吟诗，满腹“离骚”，忧国忧民，在新文化运动中，讴歌“德先生”和“赛先生”，鞭笞孔孟之道，称其为现代“屈原”，不是溢美之词；北伐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名扬军旅。

    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革命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蒋介石的打手张群、陈立夫、李仲公提出“通缉郭沬若”的呈文，说：“该郭沬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很快呈文被在南京政府批准，发出通缉令，命各地执行。

    郭沬若在国内处境险恶，于１９２８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回国。在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郭沬若编写话剧《屈原》，表达爱国心，鞭笞国民党统治的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但为蒋介石所憎恨，只不过由于郭沬若的名声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不好对郭沬若再下通缉令了。

    例二：写几篇闲话短文，招来杀身之祸。

    １９３２年７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在闲游一寺庙时，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拘捕，随后，被移送到江苏省保安戒严司令部囚禁。

    到底为什么会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国民党当局在给他定罪时，把刘煜生写的几篇短文《端午节》、《我们的希望》等作为定罪的依据。１９３３年１月，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刘煜生枪决。７月《江声日报》被江苏省公安局查封。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强加给刘煜生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个是指控刘煜生于１９２７年３月“结合共产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实际上，刘与共产党并无联系，而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是支持北伐的基本力量，这是革命行动。二是在《江声日报》副刊《铁犁》上刊登诗文，“煽动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被他们作为罪证的就是上述几篇短文。其实这些短文只是闲谈似的短文，是以杂谈的风格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与所谓“红色恐怖”风马牛不相及。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

    例三：召开学术研讨会，也被定罪入狱。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第四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装军警冲击会场，逮捕了会议主席、中国大学讲师周幼军及与会者赵闻鈺。随后，又将出席会议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侯外庐、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在家熟睡中，一伙宪兵闯入他的卧室，强行抄家，结果一无所获，仍将许德珩送进监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是遭同样命运，被囚禁４个月。

    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国民党当局随便扣上一个罪名，说抓就抓，说入狱就被打入大狱。那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是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没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说不上什么时候国民党统治当局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在蒋介石制造新“文字狱”期间，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满了上至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下至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中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