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１．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祝恨，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１１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