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１９３２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１９３３年１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１２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受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参加的除冯玉祥的原２９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从东北和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义勇军、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察哈尔省地方武装；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爱国学生也成批赶来参加同盟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８万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还规定政纲为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因爱国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武装的自由等。

    随后，冯玉祥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各地。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５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初战告捷，使得蒋介石感到恐惧与仇恨。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抗日同盟军抗战，贻误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贯彻。第二，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割地自雄，东山再起，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第三，担心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影响他的“剿共”计划。在他的指使下，诬蔑、辱骂冯玉祥的舆论四起。

    蒋介石为了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双管齐下”：

    首先，采用武力镇压。早在抗日同盟军进军察东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７月何下令国民党军队向察省推进，入察军队达１６个师，共１５万人，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