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但在政治上毕竟过于年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蛋糕里暗藏杀机。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白北李南，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了。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呆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的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由于早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桂系全线崩溃。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在北伐中集聚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一夜间丢失殆尽。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　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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