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是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ＣＣ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遥蝴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ＣＣ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