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１．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１９２４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