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一旦认为军队出现异常情况，可以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这就使得在前线打仗的人，人人自危，害怕特务告密，而不敢随便串联走动，更不敢对蒋有非议。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正当蒋介石集结重兵，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发生了福建事变，蒋介石的后院起火。为尽快解决福建事变，他制定了三路围攻的军事计划，卫立煌被任命为总指挥。１２月下旬，卫立煌的部队迅速抵达福建北部，对１９路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因福建人民政府中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弱，旋即失败。卫立煌立了大功，因为部队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战争一结束，各个部队都要回原防地。解散前夕，各部师团长和参谋长、处长等，在一块聚餐喝酒，随后，各部队长官打了一晚的麻将。

    次日中午，卫刚刚吃完饭，蒋介石来了电报，卫以为是“军国”大事，谁知电文只有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大吃一驚，急忙召集左右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是军中特务告的状，但又不知道特务是谁，卫自觉大事不妙，只好承认过错，发电报告诉蒋说，昨天晚上是我的责任，我有错误云云。蒋介石又发一电，称：“戏言也，勿介意，中正。”卫立煌见了这封电报后，才放下心来。但以后带兵，更加小心为是。

    第三，为了使军队绝对服从于他，还特别对军队实行思想控制。在曾国藩的军队中，带兵的人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在思想意识上是一致的，这是他能控制军队的思想基础。为了使军队效忠他蒋介石一人，蒋介石提倡治军要先“治心”，他特别重视向军队灌输他的一套思想，他从古代中国哲学中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东西，加以发挥，对“三纲五常”、“忠孝仁义”重新阐释，灌输到军人意识中云，以在思想层面将军队牢牢控制。

    蒋介石在军队建立政工系统，承担监视和灌输思想意识的功能，这一做法后来被他的儿子蒋经国加以强化。５０年代，在台湾，蒋经国进入军队，首先控制了军队的政工系统，这为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所不满，吴有点书生意气，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军队就没有政治工作，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应该有，军队中军人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吴蒋之争的是非有很多版本的说法，但从军队中政工系统的设立这一点看来，吴不了解蒋家的统治的权谋，可见一斑，他最后失败，实属情理之中。

    评析：

    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认为蒋介石军事才能平庸，而权术谋略较高。确实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争胜利之例不多，但其政治手腕诡诈，不能成功地统军打仗，却能够治军。让全军服从他一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不过他治军的理念与方法陈旧，可以说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法西斯主义，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采用特务监视的方法治军，在组织上实行严格控制；要求军队绝对忠于领袖，服从于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这样的治军理念和方法虽然十分落后，但也比较管用，正是靠这样的权谋、权术，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嫡系常规军。

    蒋介石靠军队发迹，靠军队使各路军阀臣服，更是凭手中的军权在与政敌争权夺利的角逐中获胜，不仅攫取而且长期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他的确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真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自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国后，民主政治开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未来发展的大趋向。尽管枪杆子可以打天下，然而，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靠枪杆子，不能只靠强权，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政制，民主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说，蒋从靠军队发迹之日起，就已潜伏着失败的因子。

    在治军方面，蒋介石只注重部队对他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严重地禁锢了部队的思想，使因国民党军队缺乏创新而死气沉沉。他强调自己在部属中的绝对威权，常常是越俎代庖，扼杀了将领们的军事才能；他精心培植嫡系部队，在军队中助长了军队中的派系林立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离心力。在后来的国共大决战中，使自己掌握的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在战斗力上却处于劣势，最终几乎被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全歼。除其违背潮流与民心等根本原因外，他在治军上的严重缺陷也是导致指令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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