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利用这层关系，他很快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人物，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汪蒋共同执政，一文一武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政治局面，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因互相利用和互相排斥而逐渐尖锐起来，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挂名军政领袖，把手伸向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蒋向汪索权时，汪非但不予，而且还“建议”蒋离开广州。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一步步地实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排挤汪精卫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并致函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听候差遣。到黄埔后，因获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的消息，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后，返回广州“预备参观”。尽管如此，蒋介石怀疑中山舰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参崴。他的亲信也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自行动”，是“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还说什么“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３月２０日凌晨，蒋介石令欧阳格派人闯进私寓，将李之龙逮捕。接着，调动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宣布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占领中山舰，解除中山舰的武装；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同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数退出，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蒋介石制造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愤，“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尽管党内外反击呼声强烈，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采取了退让政策。蒋介石趁机表示是一场“误会”。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汪精卫感到形势无法挽回，难以行使这个“主席”的权力，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随即离开广州，经香港到法国，长期侨居国外，刚刚回国的胡汉民本来想进行活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再度离粤。４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夺取军权初步得手，从而取得了夺取领导权的初步胜利。

    评析：

    俗话说，诗言志。蒋介石在日本写的“东来志岂在封侯”的七言诗，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其内涵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当时一批革命党人云集在日本，讴歌革命新风，呼唤民族觉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议救国方略。蒋介石在同他们接触，受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受到启迪与鼓励，对其确定革命志向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国投身于革命。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革命性的一种表现。

    “东来志岂在封侯”的诗句还蕴含着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实现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他利用廖仲恺被暗杀案，玩弄权术，借题发挥，逼走许崇智、驱逐胡汉民，使自己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级人物。接着制造“中山舰事件”，既把共产党人排斥出一军和黄埔军校，又逼走了汪精卫，使自己走近最高权力的位置。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义无反顾，不择手段，堕落成卑劣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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