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卷本《中国全史》总序
史仲文胡晓林
中国历史有不同于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历史的种种特点。
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没有出现断层。孔夫子的学说，一直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相互借鉴，常演常新，一脉相传。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亦是独一无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家都曾出现文化断层，一些古老文化传统在民族文化的冲击下，几乎散灭已尽。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以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但其文化传统同样受到过致命的冲击，以致中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都看不到类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化，虽晚于古埃及等国家，但其历史水平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而且一脉相承，其文化传统得到比较完美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奇迹。
特点之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历史性的分裂结局。所谓没有出现分裂结局，并非不曾有过分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数代王朝更替，也曾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局面。西周统一，东周混乱，战国分裂；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辽、金、夏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宋元政权更迭，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全国性政权；明统一，但很快衰落；清兵入关，出现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政权。中国历史，可谓战乱不断，分裂不断；但战而又治，分而又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看，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间不但远远长于分裂时间，而且统一是主流，统一合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合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点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有很大区别，首先就和西方基督教传统不一样。古罗马也是大帝国，但寿命不长；先是一分为二，后来二分为多；以致不但民族差异日益扩大，语言差异也日见明显。直到中世纪下半叶，欧洲才真正出现走向统一的曙光，但直到今天，欧洲的一些地区还在发生民族战乱。实际上西方自古罗马分裂以来，就不曾统一过。中东也是如此，甚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与之类似的现象。虽然造成的原因或许截然相反，但分裂的事实，则无须争议。
特点之三：中国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历史古国，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性国家。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因素，自然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尽管在所有文化流派中它的影响最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是孤立出现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它为一家。以后因为社会需要，儒学被捧到独尊的地位，但独尊并非独有。即使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它依然不是独有的。例如，儒学慎言鬼神之事，汉武帝本人却颇有些相信神仙。东汉时代，佛学东来，道教初兴；魏晋时代，玄学又起；于是儒、道、佛同生共在的文化现象成为盛唐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国人自古对宗教不持绝对化立场。既允许无神论的存在，也允许有神论的存在，还允许各种宗教组织存在。但有一个条件，任何宗教都不能以伤害中央政权、妨害国家政务作为存在的前提；否则，必予以打击或取缔。当然，中国历史漫长，宗教间的冲突，也曾有过，对宗教的迫害也曾有过。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态势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及其影响毕竟是暂时的，而佛教等宗教的发展却是长久的。中国文化本性宽容，唯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全国性大战乱。反倒在战争极其残酷、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关头，宗教活动起过某种缓冲和保护作用。例如佛教之于北朝，道教之于元代，都有安定社会、减少杀戳的意义存在。中国宗教活动论其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政治方面，而是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唯其如此，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生命活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整个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几乎总在宗教信仰、民族兴衰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导致更深的民族仇恨，或者直接引发地区性甚至世界性战乱。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自古罗马以来，它的所有战争、战乱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民族冲突有关，又和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纠纷与经济利益有关，因为西方宗教信仰有强烈的排它性。而在中国历史宗教观念中，更主张求同存异，各自发展。
特点之四：中华民族历史虽然有过多次民族冲突，但冲突的结果，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和睦。中国历史上重大民族冲突，至少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一次是宋、辽、金、夏直至元代的民族战乱；一次是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三次大的民族性冲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其结果，则毫无例外地走向民族和睦，有的则形成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族大融合。所谓“五胡乱华”，华又何曾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乱在一时，和在长久；乱在取治，治后繁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盛唐的兴旺发达获得了更广泛的民族基础和更良好的文化基础。哲人所言“唐人有胡气”，就包含了对唐文化这种品性的肯定与称赞。宋元时代也曾发生各个民族间的猛烈战争，然而终于统一于元，稳固于明，其结果，同样达到民族的和解。清人入关，始则与民族压迫有直接联系，继而出现民族间的侵扰和大战，也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屠城惨案，但那结果不是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而是清王朝终于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特点之五：中国文化传统最仇恨别人的入侵，也不喜欢向外扩张。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特色的国家。中国真正远征其他国家或与境内其他政权发生大规模战争，大约只有汉武帝北伐匈奴这样一段历史，但那不是因为汉武帝对匈奴的土地产生了要求，而是为了保卫大汉帝国的安全与安宁。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过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或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和伤害。比如唐太宗就侵略过朝鲜。但公正地讲，入侵他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大不得人心，所以唐太宗固然英才天纵，一旦兵发异域，照样取辱而还。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五大特色，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所在，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些特点和优点，它才为人类文化保留下最完整的一份古文化遗产，也为人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对整个人类文化也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未来还将作出更大贡献。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曲线看，中国历史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民族历史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西方历史的发展曲线相对照，二者的差异，尤为明显。西方文化属跳跃式发展类型，骤起骤落，波峰波谷，对比鲜明。西方文化如果从古希腊算起，直到近、现代文明，其历史发展曲线呈一个斜书的“Z”字。古希腊古罗马处于西方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与中国印度古文化相比，尽在伯仲之间。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低谷时期，思想禁锢，经济涣散，帝国分崩，宗教专制。西方中世纪有人称之为黑暗的世纪，纵然并非没有任何创造，但比之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确实失去昔日的辉煌；比之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近代文明，尤其相形见绌；比之东方古代文明同样处于劣势地位。例如和中国的唐王朝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到了元代，西方文化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马可波罗自中国返回西方后，因为他向同胞讲到中国人的财富，动辄以百万为计量单位，他们就以为他在胡说八道，便给他一个“百万马可”的恶俗绰号，那意思就和汉语中的牛皮李二哥的意思差不多少。因为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确实有一种进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东方文明至少在外在表现上还处在一花独秀的优越地位。但西方中世纪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绝非一无是处。公道地讲，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不但有古代文明，也有基督教文明。只不过继承的方式颇有不同，何况物极必反，正因为基督教的统治走到了极端，所以才有宗教改革运动出现。韦伯写的文化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转化过程中，确有它自身的某种优势存在。总的讲，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曲线是大起大落的，其文化形态对比强烈。中世纪文化中，很少看到古希腊文化传统，而近代文明，又是在对中世纪文明的激烈抗争和批判中诞生的。所以从历史的宏观发展上讲，西方文明的三个历史阶段，可能说即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化不是呈大起大落的发展态势，而是以循序渐进方式画下自己的历史发展曲线。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虽然也有高低，但反差不很强烈，或者换句话说，不同的朝代虽有强弱兴废之别，但文化传统却一脉相承。自春秋战国算起，儒家文化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之后，儒学地位更其显赫。汉人习经，宋人讲经，明人清人依然不出儒学范畴。如果我们将孔子的书，董仲舒的书，朱熹的书，曾国藩的书一起送给一位西方人看，虽然孔子的时代距离董仲舒的时代相差近5个世纪，距离朱熹的时代相差15个世纪，距离曾国藩的时代相差25个世纪，但这些中国古、近代的大儒们，其议论其学识其风格，又何其相似乃尔。所以，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态度未免不够严肃，竟然认定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应该说，黑格尔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但中国历史发展缓慢也是事实。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确实发展得太过缓慢了。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教导学生习六艺，到了清代，中国的学者和儒生还在读《五经》。《五经》即《六艺》，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少了一艺。刘邦杀害功臣，到了朱元璋还杀功臣；秦始皇筑长城，到了明代依然修筑长城；大唐王朝修皇宫，到明清两代仍旧修皇宫。当然无论什么时代，饭总是要吃的，房子总是要盖的，但如果从汉武帝吃到西太后依然是老一套吃法，而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一样不离秦砖汉瓦，那么，这个民族的命运就有点危险了。危险其实早有征兆。至少从15世纪开始，中国已然落后。经过16、17、18世纪，中国文化已经被远远抛在近代文明的后面，不但经济方面已经大不如人，政治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朽下去；就是文化优势也已荡然无存。先进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习俗和家教变革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中国。而中国皇帝及其官僚、士大夫阶层，还浑然不觉，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抱着两千年的旧梦欣赏不已。直到英国军舰的大炮把中国的海防线打开一个大大的缺口，日本人以并无优势的海军力量埋葬了北洋水师，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栖栖惶惶逃离北京，中国人才开始清醒过来。原来，大清帝国在世界列强面前，不过是一块肥肉而已，而伟大又古老的中国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也不过东亚病夫罢了。正所谓，“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等，怎一个愁字了得？”于是，前赴后继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原因自然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中寻找。
原因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是大陆文化。人类历史上的地域文化模式包括三种基本类型。一种即中国式的大陆文化，一种即欧洲式的海洋文化，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如日本或英国式的岛国文化。海洋文化亦可称为地中海文化，即西方文化。欧洲也有大陆，但从历史发展看，最先得到文化繁荣的地区，不在欧洲大陆的腹地，而在南部靠近海洋的地带。例如举世闻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不是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发生在地中海边缘。海洋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外向性。因为它面对海洋，而海洋既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也是人力财富的源泉。相比之下，土地的开发则比较艰苦，也比较缓慢，而且也不似大陆文化那样具有人口优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凡此种种，都促使它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发展。所以欧洲文化千变万化，它的这一个基本特征总在发挥作用。海洋文化的这第一个特点，注定会带来其第二个特点，即海洋文化必然也是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又促进了它的开放性质，欧洲数千年文明，最好的时期则是它的开放时期和重商时期。中世纪不走海路，想在内陆发挥优势，结果优势几乎丧尽，最终还得走重商开放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出，欧洲人之所以选择与中国人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非因为双方的人种或性格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选择方式。岛国文化处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一般地说，其生存背景是：幅员相对狭小，地理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也相对贫乏。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这样一种特性：越是资源贫乏的地区越有可能率先发展起来。比如中国，西部资源远胜于东部地区，但西部经济的发展就不如东部更快。但这一特性必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形成。即只有在实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少资源易开放的地带才能成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带。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必须向外发展。在西方，英国人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在亚洲，日本就成了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国家。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的内部就容易团结，尤其容易产生一种一致对外的向心力量。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岛国文化资源少，所以它就容易产生向别人学习和借鉴的心理。在内部，也容易产生竞争与自强精神。既然先天不足，只好加倍努力。大陆文化则不然。大陆并非内陆，它也有海岸线，甚至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的对外发展总不如向内发展更为容易。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优势，从一开始就不反映在沿海地区，如古希腊古罗马那般模样，而是首先从内地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化即炎黄文化。炎帝是长江文化的代表，黄帝是黄河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中心和重点大都处在中国大陆的平原地带。大陆文化是内向的，是重农的。它主张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问题。而对向外发展没有兴趣。大陆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4个必备的环境条件。
第一，它必须幅员辽阔，地域太小不行。地域太小对人口增殖的压力太大，而人口发展不快，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大陆文化的第一个地域成因，就是得大，至少应和中国大陆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平原地带差不多大。像这样大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确实少而又少。当然也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农业自然经济国家，但它们往往处在大陆文化的幅射范围之内，作为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独立分支获得自己的文化特性。
第二，它的周边环境应该尽可能处于封闭状态，而中国大陆恰恰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大陆的西面，地理环境恶劣，不易交通，也不宜农业；西南面交通条件同样恶劣；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出去不易，进来也难；唯有北方，缺少天然屏障。于是中国人从先秦时代起，就开始修筑长城。其实即使只有三面呈封闭或半封闭边缘，这样的情况已然十分罕见。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也有中国独特地理环境的功劳在内。
第三，必须具备比较充裕的水源。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源于黄河流域，或者说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国古有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正是炎黄文化的古代摇篮。正如古巴比伦文化有两河流域作基础，古埃及文化有尼罗河作母亲，中国古代文化也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作保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河水文化这个范畴，有些道理。其实，任何一种农业文化没有比较充裕的水利资源都不能生存，更难有发展。中国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治水史。长江、黄河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命脉，还以自己的喜怒无常锻炼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品行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治水工程炼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位文化伟人——大禹王，就是一位治水专家。
第四，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说通俗点，就是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好。太冷则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农不如猎，就如同中国东北未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前的那种情况。顺便说一句，为什么中国大陆有三块大平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生地却并不包括东北平原在内？这实在和东北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太热了也不好，热带天气其实对农作的生长有利，但在农业生产水平和文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又出现种不如采。正如太冷的地区依靠农业不如依靠狩猎，而太热的地区则依靠农业不如依靠采摘。这就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产生在大致相似的地球纬度上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农业文化。农业文化的生成前提与自然地理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但农业文化绝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概念，并非只要有一块适宜农业生长的土地，就可以自自然然甚至风风流流地长出成千上万亩的小麦来。中国农业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得来的。所谓治水文化，其实已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内。“水”是客观的；“治”是主观的，二者加在一起，其行态是能动的。治水文化有适应对象，主要是大区域大水系的农业工程。而这样的工程，没有严密的组织，卓越的智慧，科学的设计，千百万人齐心协力的奋斗精神，和为着同一个目标的实现不惜一切代价的权威机制，是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国的几个与农业命脉相关的水系，带给农业的灾害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概括地说，可谓百年特大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三年一小灾。中国农业文化的成功，正是与水奋斗的结果。中华民族正是在与水患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历史性才华。造成农业灾害的，又岂止水患而已，还有旱灾、虫灾、震灾，以及因各种疾病带来的灾难。农业自然经济，其生产力水平原本有限，因而它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必然也是巨大的，所谓神农尝百草，其实是已经被诗化了的神话故事。顺便说，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一大区别，在于中国神话总与农业生产环境有着不解之缘。而西方神话则更多地表现出人与神、神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大战。中国神话，它的主题常常是人与自然的竞争以及人与异类性格的同化和转换。如夸父逐日，如后羿射日，如愚公移山，如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是最有影响和魅力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之一。盘古为了打破宇宙的混沌状态而牺牲了自己——于是头颅化作东岳泰山，双足化作西岳华山，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右臂化作北岳恒山，胸腹化作中岳嵩山，左眼化作太阳，右眼化作月亮，牙齿化作星表，毛发化作森林，连身上的汗毛都化作无尽的花草。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陆农业文化。农业文化确立和制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理边缘，并且在大陆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着力开发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从结果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总和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区域相一致。农进则人进，人进则农进，二者相依为命。一些地区沙漠化了，比如大西北的古楼兰城，于是人们向东撤退；长江流域的农田不断向南扩展，则中华文明的范围也就随之向南扩大。中华民族的文明圈是以农业发展的边际线作为自己的长控线的，正是在这个边际上，中国大陆文化与农业文化取得最佳共鸣效应。然而，还不够，特定的经济形态固然是特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它还需要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作为自己的保护力量。
原因之三：中国大陆文化加上中国农业文化，又转化为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可以叫作“水、土、人、文”；也可以联称为“水土，人文”。意思虽有别，主旨却不错。水土是人文的基础。人文则是它的精神；而儒家文化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概括。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却是最佳代表。自然，儒家文化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而儒家文化自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实际上所谓儒家文化，如果说得更详细一点，则应该称之为以儒学为主导的包括儒、道、佛等各类文化在内的共鸣文化体系。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先秦有百家争鸣，秦始皇又曾焚书坑儒，汉代前期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多信奉道家的无为之治，而偏偏儒家学说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呢？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全面要求，或者说儒家文化在最大限度内满足了中国大陆与农业文化的要求。具体说，儒家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对于一个大陆型农业文化模式来讲，条条都有必备的价值。
其一，推崇皇权，主张统一。这是儒家学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法先王说，所谓三纲五常。简而言之，就是君为臣纲，皇权乃万事之本。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古代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型国家，如果不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皇权不是中国人的爱好，而是中国历史的需要。儒家学说中